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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遗存丰富,是古代文明艺术、历史和文学诸多研究领域的重要资料,是探寻欧亚多文明间跨文化、跨地区交流的重要依据。其中的叙事元素更是为我们分析古代文明互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与阐释可能。集中分析和介绍丝绸之路绘画遗存所见叙事方式及其特点,厘析既往研究所提出的多种图像叙事分类方法,尤其关注文本与图像、世俗与宗教绘画之关系,有助于进一步展现出丝路沿线的文明互鉴。
Abstract:(1)此处仅枚举数例,参见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龚廷方、龚玉、戴嘉陵:《巴蜀汉代画像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蒋英炬、杨爱国等:《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2)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巫鸿:《超越大限——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95—320页;巫鸿:《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9—82页。
(1)马王堆1号墓T型帛画是学术界主要讨论对象。参见金维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文物》1974年第11期;陈建明:《湖南出土帛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巫鸿:《中国绘画:远古至唐》,第72—83页。巫鸿进一步讨论了马王堆3号墓出土帛画,详见《中国绘画:远古至唐》,第44—54页。
(2)参见陈师曾:《中国绘画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页。
(3)参见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上、下),北京:北平考古学社,1936年;Wu Hung,The Wu Liang Shrine: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参见D.Schlingloff,Studies in the Ajanta Paintings:Identific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Delhi:Ajanta Publications,1987.中文节译本参见施林洛甫:《叙事与图画》,刘震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2)参见施林洛甫:《叙事与图画》,第4页。
(3)参见贺西林:《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巫鸿、才彦平:《汉代的故事画和连环画》,《吉林艺术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参见陈葆真:《〈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77页;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第32—39页。
(1)参见陈葆真:《〈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
(2)参见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文集收录的几篇文章也谈及中国汉代叙事画,例如《四川石棺画像的象征结构》《超越“大限”——苍山石刻与墓葬叙事画像》和《汉代艺术中的“白猿传”画像——兼谈叙事绘画与叙事文学之关系》。参见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3)参见Julia K.Murray,“Buddhism and Early Narrative Illustration in China,”Archives of Asian Art,vol.48,1995,pp.17-31;Julia K.Murray,“What is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Art Bulletin,vol.80,no.4,1998,pp.602-615;Julia K.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
(1)参见陈绶祥:《魏晋南北朝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60—68页。
(2)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酒泉十六国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1)参见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2—138页。
(2)参见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103—105页。
(3)参见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209—235页。
(1)参见陈葆真:《〈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第80—90页。
(1)参见Vidya Dehejia,“On Modes of Visual Narration in Early Buddhist Art,”The Art Bulletin,vol.72,1990,pp.374-392.
(2)参见Ratan Parimoo,“On Re-identification ofĀndhra Buddhist Jātaka Relief Sculptures,”Artibus Asiae,vol.55,1995,pp.125-154.
(1)参见施林洛甫:《叙事与图画》,第24页。
(2)参见施林洛甫:《叙事与图画》,第110页。
(1)参见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卷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2)新疆地区石窟壁画的源流问题与石窟断代问题紧密相关,近年来讨论颇丰。例如,关于龟兹地区石窟的断代问题,参见赵莉:《克孜尔石窟分期年代研究综述》,《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宿白:《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新疆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霍旭初、王建林:《丹青斑驳、千秋壮观——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新疆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廖旸:《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参见张荫才、姚士宏:《克孜尔石窟佛本生故事壁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1)自20世纪初,即有郑振铎、孙楷第、周绍良、白化文、程毅中、傅芸子等学者对“变”之来由做出讨论。“变”被视作宗教文本转为俗讲内容的指称词。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Mair)指出,“变相”是讲演“变文”之人在表演时所用的辅助性图像,存在画幡、壁画等形式。韦陀(Roderick Whitefield)进一步指出敦煌所藏壁画及绢画大多属于“变相”。不过,巫鸿在《何为变相?——兼论敦煌艺术与敦煌文学的关系》一文认为佛教石窟内的大多变相并非用于讲述故事,亦非用于观看,而是为宗教奉献所绘。参见梅维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王邦维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Roderick Whitefield,The Art of Central Asia:The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vol.3,Tokyo&New York,N.Y.:Kodansha,1982;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第346—389页。
(1)参见梅维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第62—65页。
(2)参见张广达:《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姜伯勤所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一书,对祆教艺术进行了细致清晰的爬梳与解读,详细分析了粟特与活跃于丝路上的其他文化之交融历史。李零、张广达、蔡鸿生、荣新江、巫鸿、郑岩等学者亦有相关论著。参见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
(3)马尔夏克(B.I.Marshak)、罗森菲尔德(J.M.Rosenfield)等艺术史家对粟特人及其居住地进行了深入研究。盖蒂·阿扎佩(Guitty Azarpay)、莫德(M.Mode)着重分析祆教与其他宗教艺术之互动。参见John M.Rosenfield,The Dynasties Arts of Kushan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Guitty Azarpay,A.M.Beleniskiǐ,B.I.Marshak and Mark J.Dresden,Sogdian Painting: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Markus Mode,“Sogdian Gods in Exile-Some Iconographic Evidence from Khotan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vated Material from Sogdiana,”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no.2(1991/2),pp.179-214.
(1)Albeit von.Le Coq,“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Second German)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JRAS,1909,pp.299-322.
(2)参见梅维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第70页。
(3)参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辩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J209.2;K23
引用信息:
[1]赵晋超.图叙天地:汉唐之间丝路绘画所见图像叙事源流[J].美学研究,2024,No.8(02):29-46.
基金信息:
2023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本生故事文图互动关系研究”(2023EZX006); 2023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文明互鉴视域下南北朝时期丝路沿线胡人图像研究”(23PJC107)阶段性成果之一
2024-06-30
2024-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