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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工”与“雅鉴”的统一：近代以来国画人物画的发展进路
刘旭光;20世纪国画人物画发展所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是精工与雅鉴之间的矛盾，两者的统一也构成国画人物画发展的基本进路。自宋代到清末的中国古代人物画，常为入雅鉴而放弃工、实。近代以来，引进西方造型观念与造型技术又对人物画提出“工”的新要求：从建立在解剖科学之上的求“准”，到以把握特征为基础的求“像”，再到借助透视、光线等视觉原理达到的求“真”，最后“工”被要求上升到一种基于准、像、真的“心理真实”表达。而“写意”“传神”“笔墨”“气韵生动”作为国画人物画雅鉴之对象，则代表着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意趣与价值。在现代“精工”之路上，继承、吸收、融合并发展这种具有中国民族性的审美特征，既是国画人物画已经踏足的一条路径，也是未来值得继续深耕的前景与方向。
中国巫性美学何以可能
王振复;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巫性，可作为中华文化原始人文根因根性之一。它是畏天与知命、媚神与渎神、拜神与降神、灵力与人力的二律背反、合二而一，且以前者为主导。巫既是自由自觉意识极不成熟的“人”,又是古代中国式的人间之“神”,中华文化的巫史传统尤为悠久强大且影响深远。与巫性的气、灵与神等相系的，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以贯之的实用理性，政教德用得以萌生与建构，审美得以形成。作为“文化哲学的美学”研究方向之一，中国巫性美学审美意识的人文原型与巫相联系，其人文品格是人类消极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与积极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生共在，且以前者为主。原始巫性的吉凶意识优先诞生，与真假、善恶、美丑意识异质同构。从原始巫性走向审美诗性是可能的。
规范与反思——简析幽默的道德价值
陈昊;幽默理论在美学史上一直与道德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幽默提供了某种自由放纵的愉悦，从出乎意料的角度揭示了现实中的道德缺陷，这种揭示的行为往往正是某种道德批评的先声。同时，幽默以各种形式提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伦理观念的狭隘之处，引导人们在道德层面进行反思。幽默独有的审美模式体现出理性的反思与社会性的反讽之间的张力，人们在幽默中实践的道德批判，不仅是对于道德缺陷的嘲讽，另一方面也是对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质询，最终转化为对自身的反思。
波良纳史诗的绝唱——托尔斯泰的启蒙思想与困境
毕晓;以赛亚·伯林在《托尔斯泰与启蒙》中指出，在托尔斯泰身上存在着一种既反对启蒙又继承启蒙的悖论，然而伯林并没有给予这一悖论清晰的分析。对启蒙进行一种方法与价值层面的拆分，可以帮助人们准确解答托尔斯泰悖论的问题所在。在方法层面，托尔斯泰坚决反对工具理性式的启蒙观念；而在价值层面，托尔斯泰则始终捍卫启蒙运动驱除蒙昧、开启民智的精神。托尔斯泰的启蒙精神集中体现在他的成长教育思想与创作之中。可以发现，尽管托尔斯泰强调基于个人自由意愿的成长式启蒙教育，但他的启蒙思想仍然存在着维度单一的致命缺陷。通过对比其早期作品《战争与和平》与晚期作品《复活》,人们得以发现这一困扰托尔斯泰以及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困境。
君子与物象
赵金刚;中国古代的关联性思维强调天地万物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人的德性与万物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观物比德”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玉、兰、蝉三种物象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君子德性之间存在鲜明的对应关系。玉以其温润、坚硬和独特的音色被儒家视为仁、义、智、勇、洁等德性的体现，成为君子修身的范本。兰以其香气和生长环境，被用来象征君子的高尚德性和坚贞不渝的节操，尤其在孔子和屈原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蝉则以其高洁的品性、蜕变新生的生命力，成为文人咏叹的对象，象征着君子的清高和独立。通过物象化描述，君子的德性特征被形象化，使“美”与“善”结合，体现出中国文化“摄美于善”“成善于美”的显著特征。
与天合德的生命诠释——论郭象《庄子注》的自然美学特质
苏慧萍;西晋郭象在对道家经典《庄子》的思想诠释中，将《庄子》特有的对生命境界的超脱智慧，因承转化为对自我身心主体性的思考。在重构《庄子》天人相契的共相机体上，郭象《庄子注》中的自然美学范畴是在顺任生命自生的思路中，通贯以万物生命为主体的纵向脉络，将自生内化的生机动能与自然丰盈的生命维度涵融成为生命自生的美感意蕴。这正彰显郭象尊重与天合德的主体生命、契合万物生生自尔的自然机体，以开显万物全然丰盈的生命美感，促成了回归身体与精神全然合一的自然美学境界。
行走在上海方塔园——纪念冯纪忠先生的“何陋轩”建造
何岸;冯纪忠先生设计的方塔园和何陋轩，其内在多元的建筑语言和文化含义值得分析。以何陋轩为代表，冯纪忠根据地域和族群特征，结合材料和工具，形成独特的建筑体系。同时在方塔园的设计理念中，东方建筑中“中”和“空”的概念被深刻展现出来。东方建筑的视觉语言，需要通过材料和构造方式创造空间感。在此，何陋轩的结构和材料使用，揭示了其在东方建筑传统中的地位。此外，方塔园内不同元素，如水面、石桥和建筑结构的空间关系，在文化和建筑上具有多元的象征意义。而这些都呈现于冯纪忠对建筑功能与形态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如何将这些元素融入到他的设计理念中。
“琴中贺若”辨正及其对文人画观念的感导
屠音鞘;北宋《宣和画谱》评关仝之画曰：“深造古淡，如诗中渊明、琴中贺若”。对贺若其人，琴史研究中普遍流行贺若弼说，但此说有误。从前人考证来看，定唐代琴家贺若夷为正说，还原其在琴史上的地位，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琴中贺若”在艺术场域中的象征意义、贺若琴风对北宋文人画观念的感染导引，以及宋代诗、琴、画三者的会通。而考察琴、画审美趣味的融通现象，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艺术古淡简远、超逸至天地大美的境界。
秩序的构建：极少主义作品中的社会组织象征
周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极少主义艺术作品，普遍呈现为规则的几何形状，每件作品中的形状不仅数量多还具有特定的组织秩序。形状之间空间距离的抽离与对于建筑构建的模拟使它们单元重复式和规律变化式的组织秩序呈现出高度的构建特征。这不仅是单纯的作品组织形式，也是对建筑构建秩序的象征。